本報記者 沈軼倫

　　1918年5月15日，魯迅的第一篇短篇白話文日記體小說，也是中國第一部現(xiàn)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正式發(fā)表。

　　105年過去了，今天，我們如何讀魯迅？

　　在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看來，日益發(fā)展的技術不只對我們形成了挑戰(zhàn)，它同時也在“啟蒙”我們，逼迫我們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我們作為“人”的最重要的特質？我們該如何培養(yǎng)自己的“非/反機器化”的能力，降低我們身上的“可取代性”？

　　一

　　解放周末：時隔20年，您的魯迅思想傳記《無法直面的人生》修訂再版。除此之外，您還在線上開展系列課程，和大家分享關于對“魯迅先生與中國人的自信力”的思考，受到歡迎。今天的我們，該如何理解魯迅先生對“自信力”的思考？

　　王曉明：魯迅寫過一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有名文章。這篇文章開篇就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些人一方面前赴后繼地戰(zhàn)斗，一方面又總是被遺忘、被抹殺，甚至最終消滅于黑暗中，不被大家所知道。但他們依然前仆后繼。魯迅說，這就是“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也正是這些人，在支撐著對于中國和中國人的信心。

　　很多人在魯迅的作品里看到悲觀和虛無，也許有些頭腦簡單的人還會進一步覺得，魯迅寫像《阿Q正傳》這樣的小說是自揭其短，暴露了中國的陰暗面，沒有提供什么正能量。

　　但是，魯迅說過這樣的話：一個民族里面對自己有不滿、自我批評的人越多，這個民族就越有希望。所以他把《阿Q正傳》編入總名為《吶喊》的小說集，這表達了他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與個人、社會、民族的進步之間的關系的思考。

　　魯迅理解的自信力，不是自夸、迷信，或者說自欺、昏睡，而是這一切的對立面。其實這也符合我們至今仍然保持的生活常識。如果你有一個朋友，他永遠在那里自我吹噓，你說一點他的不足，他就要板面孔、跟你急，你一定暗暗發(fā)笑：太不自信了吧。如果他不是這么緊張，而是經常能自我反省，發(fā)現(xiàn)和承認自己的不足，努力改進，那你一定會覺得，這人比較有希望。個人是這樣，民族、社會、國家，也都是這樣，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魯迅才認為，所謂“有自信力的中國人”的真正的特點，就是自己擔起責任來，去揭發(fā)各種摧殘和抹殺“中國的脊梁”的社會黑暗，去刻畫一切侵蝕和腐化這個“脊梁”的“國民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筆下流露的不是消極和悲觀，他寫《阿Q正傳》這樣的小說，正是中國人的自信力得以保持的重要的前提條件，他會選擇這樣的寫作，更是體現(xiàn)了一種中國理當良木茂盛、不應雜草叢生的信念，是中國人的自信力的強烈體現(xiàn)。

　　二

　　解放周末：您在《無法直面的人生》的初版序言里寫道：隨著時間飛快地過去，人生體驗不斷增加，自己“不再像先前那樣崇拜他了，但我自覺在深層的心理和感情距離上，似乎是離他越來越近；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

　　王曉明：是的，這是我當時（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真實感受。即使像魯迅這樣精神強悍的人，要想在當時的社會里始終保持他所認定的“中國人的自信力”，也是不容易的。越是看多了當時社會進步的緩慢、人性的脆弱，人就越容易陷入“搞不好了”的沮喪。魯迅這樣的斗士，也因此會沉入虛無主義的“鬼氣”――這是他的原話。

　　他寫過一篇題為《論睜了眼看》的文章，斷言“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xiàn)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因此，他呼吁人們“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但在那樣的社會狀況中，他自己也并不能始終堅持“直面人生”的實踐。多數(shù)時候他能做到，但也有一些時候，面對處處碰壁、似乎走投無路的命運，他不止一次地產生過錯覺。這不難理解――如果直面人生等同于承認失敗、承認人生沒有意義，你還能夠直面嗎？

　　但在心底，魯迅還是不愿意放棄對中國的期望。因此，他必須“驅逐”自己內心的虛無主義，以便能夠繼續(xù)為社會的進步而“吶喊”。他用了很多思想方法來驅逐“鬼氣”，其中一個非常特別的方法，就是“大時代”的思想。

　　他學過醫(yī)，經常拿醫(yī)學詞匯來打比方。他覺得，社會就像一個人，一旦感染了病毒，他身上的健康的力量就會被動員起來驅趕病毒，如此兩軍對陣，斗爭越來越激烈，直到進入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一個決定勝負的臨界點。正是在這個臨界點上，決定哪一方獲勝，或者說，決定這個人最后是恢復健康還是無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他把這個臨界點稱為“大時代”，它將決定一個社會的生死存亡。

　　這個歷史觀的關鍵，在于首先確認了兩種力量的沖突，然后進一步確認，這種沖突并不保證哪一方必然獲勝。這兩個確認都包含著對于虛無主義的否定，因為虛無主義的關鍵之一，就是消解“此處”和“彼處”的區(qū)別，認為這樣那樣都差不多，都沒什么意思。“大時代”的思想恰恰是在強調，不但兩種力量是真實存在的，它們之間的矛盾沖突更是真實存在的。正因為沒有什么其他的上帝般的力量能保證最后一定能驅除病毒，所以我們每個人應該擔起對于社會的未來的責任，要加入健康的力量這一邊，去跟病毒斗爭，去“拼命硬干”，去“為民請命”，甚至“舍身求法”。對魯迅來說，人生的一大意義，就在于投身這樣的斗爭。

　　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雖然和魯迅所處的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魯迅當年面對的許多問題，如確認自己的人生意義、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等等，同樣是我們今天需要面對的。歷史雖然一直在變化，但在很多時候，不同歷史時段的社會和人生狀況，并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截然不同。正是因為理解了這一點，我才會發(fā)出你所引的那番感慨，不再把魯迅視為神龕里的偶像，而是把他看作我們身邊的一個作家、一個文人、一個知識分子，并且因此對他有了更多的理解。

　　理想并非和現(xiàn)實不一樣的只存在于未來的圖景，它就在現(xiàn)實當中，正在和現(xiàn)實當中的另外一些東西尖銳地對立著、矛盾并沖突著，只不過很多時候我們意識不到而已。就像魯迅說的，那些我們不知道的埋頭苦干、舍身求法的人。

　　三

　　解放周末：歷史上不同時期，都有過這樣的提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對于這個問題，當下的您會怎么回答？

　　王曉明：魯迅透過瞬息萬變的表象，在作品中展現(xiàn)了社會深層次的、因而變化非常緩慢的實質。而這些實質中的部分，正如一座橋梁，將當年的魯迅與今日的我們連接起來。

　　在向學生和年輕人介紹魯迅的時候，我常常特別要說明，魯迅衡量一個社會的時候，他總是首先從“人”和“人心”，而非從物質的角度――例如高樓大廈和GDP指標，去判斷社會和世界。這可以說是他所處的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或者說他的很多前輩的一種共通的思想特質。

　　比如晚清的龔自珍，他將社會分成三種情況：盛世、衰世和亂世。這三個怎么區(qū)分？就看“人才”，看能不能產生大批優(yōu)秀的人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龔自珍的名句。他說的“人才”和我們今天一般理解的不同，不是指專業(yè)才能，而是指一個人有理想，心地純良，眼界開闊，分得清大是大非，看見壞的事情會憤怒，有能力改革社會……是指這樣一種綜合的精神和心理素質。

　　嚴復也是如此。他反思甲午戰(zhàn)爭時就寫道，假設這場戰(zhàn)爭中我們僥幸打贏了，那反而更糟，因為國人會因此陷入一種虛驕的心態(tài)，覺得“我們很厲害啊”，就會錯失社會改革和自我革新的時機。顯然，在嚴復看來，普遍的人心是自滿虛驕的，還是清醒反思的，這遠比一場具體的戰(zhàn)爭的勝敗更重要。

　　但作為現(xiàn)代作家，魯迅對人和人心的重視，比龔自珍、嚴復他們更進一步。他不只重視精英和“君子”，他同樣在意甚至更在意普通人和“小人”，在意他們的人心。這是魯迅思想的最突出的特質之一。魯迅對于當時社會的剖析，對阿Q們的刻畫，之所以在今天仍能使讀者產生共鳴，喚發(fā)警示和借鑒等多重意義，關鍵的一點，就在于他不僅生動地描繪了社會生活的具體的形態(tài)，更深入刻畫了處于這樣的生活形態(tài)中的人心：誰能說我們當中已經完全沒有了阿Q的影子？

　　如果他活在當下，我想他依舊會最在意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tài)，全力去刻畫人心，尤其是其中的病態(tài)的部分。

　　解放周末：您覺得他會是一個在社交平臺上活躍的“頂流”嗎？

　　王曉明：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成為“頂流”，因為這不僅取決于他寫得好不好，表達得好不好，還取決于整個的輿論環(huán)境，取決于讀者和聽眾的精神和心理狀態(tài)。他表達得再好，如果讀者和聽眾――假設魯迅開播客――不具備相應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或者說環(huán)境條件不具備，他也成不了“頂流”。

　　當然，我堅決相信，即便成不了“頂流”，一定會有數(shù)量不小的讀者和聽眾會持續(xù)地關注他、傾聽他，和他一起認真地面對世界。只要看看魯迅的著作在今天的銷售和傳播量，你就會知道我這個“相信”是有充分依據(jù)的。

　　解放周末：他會擁抱新媒體？

　　王曉明：魯迅對于新媒體的態(tài)度是挺有意思的。

　　在那個時代，魯迅是一個對媒體環(huán)境的變化非常敏感的人。當他決定要為喚起民眾、改革國民性而大聲吶喊以后，他對于新媒體的敏感，就會發(fā)展成一種盡可能去運用新媒體的自覺的努力。

　　這不奇怪。魯迅看得很清楚：在現(xiàn)代世界，新媒體的層出不窮不僅是出于技術進步的推動，同時也是出于文化普及這個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趨勢的推動。因此，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新媒體勢必是與“更多的受眾”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正是類似這樣的判斷，使得魯迅只要是在大聲吶喊的時候，就一定會努力嘗試各種新的媒體形式：用白話文、做翻譯、編雜志、寫雜文……這些都是當時的新媒體，或者說新的表達方式。只有他陷入消極情緒，覺得吶喊無用，想要自己躲起來休息了，他才會考慮寫學術著作，放棄對新媒體的嘗試。

　　這么說吧，像魯迅這樣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人，是一定會努力去嘗試各種力所能及的新的媒體形式的。如果他活在今天，我相信他多半會是最早開博客、開公眾號，甚至最早開微博的那些弄潮兒當中的一個。至少我覺得有這個可能。

　　四

　　解放周末：普通人的人心隨著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30年前，《上海文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市場經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演變和發(fā)展，人們似乎只專注經濟發(fā)展，而對發(fā)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喪失了興趣。文章發(fā)表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引發(fā)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您是這一討論的發(fā)起者之一。30年過去了，如今文學、文化包括媒體領域又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如今要在人工智能的視角下討論人文精神了。

　　王曉明：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們正在進入人工智能時代，這一趨勢是不可逆的。但我認為文化的重要性并未隨著科技的進步而變弱。事實上，文化始終是決定一個社會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兩年我一直在給學生講一門題目叫“AI時代的人文教育”的討論課。開課的宗旨，是希望年輕人對新技術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有更多面的認識，對于AI技術對個人和社會形成的啟示和挑戰(zhàn)，有更為清楚的理解。

　　在課上我常引用這樣一個說法：“如果你的工作符合以下特征，那么，你被機器人取代的可能性非常大：1.無須天賦，經由訓練即可掌握的技能；2.大量的重復性勞動，每天上班無須過腦，只要手熟就行；3.工作空間狹小，坐在格子間里，不聞天下事。”

　　AI技術的突飛猛進，讓我們清楚地發(fā)現(xiàn)，原來很多我們以為很不錯的藍領和白領工作，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就是一種現(xiàn)代的“奴隸劃槳”。所以我特別對學生說，AI技術不只是對我們形成挑戰(zhàn)，它同時也是在“啟蒙”我們。

　　這個“啟蒙”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逼迫我們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我們作為“人”的最重要的特質？比如，我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主動或被迫將大量的時間用于做題、追求標準答案、養(yǎng)成劃一的習慣，成年以后，凡事按照程序做，萬萬不敢跨雷池半步。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是讓我們更像一個人，還是更像一臺機器？

　　實際上，隨著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全球經濟從“不增崗的增長”日益轉向“減崗的增長”，馬克思所說的“雇傭勞動”的意義上的“多余人口”，勢必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為了提高效能，人類的生產勞動日趨往流水線化的方向發(fā)展；人類獨有的許多“非市場化勞動”，例如知識學習、情感交流、文藝創(chuàng)作、空間移動……也正在大面積地主動或被動地數(shù)字化乃至機械化。

　　正是在這些社會條件變化的綜合作用下，人的身心兩面的機器化――這意味著每個人的獨特性的減弱和可被取代性的提高――確實正在形成一種與日俱增的趨勢。為什么ChatGPT的問世這么引人關注？就因為各種社會狀況已經將我們推到了各方面都日趨機器化的方向，正是我們自己的機器化，才使得AI技術的挑戰(zhàn)顯得那么可怕。也就是說，真正重要的不是新技術本身，而是它突飛猛進時的社會狀況。

　　五

　　解放周末：現(xiàn)在，人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被算法占據(jù)。視頻的傳播讓許多本來沒有閱讀習慣的人一下子越過文字的門檻直接接觸到互聯(lián)網。這些人群的加入，會對您談到的人文教育帶來哪些改變？人文教育在應對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挑戰(zhàn)時，又能做出怎樣的回答？

　　王曉明：我們可以看到，新技術對人的生活形成機遇和挑戰(zhàn)的時間間隔在不斷縮短：火（100萬年前）、炸藥（1000多年前）、蒸汽機（300多年前）、電（200多年前）、核能（70多年前）、互聯(lián)網（50多年前）、人工智能（當下）……雖然目前仍不會電子支付的似乎主要還是中老年人，但如果按照新技術發(fā)展的這個勢頭，再加上人均壽命的延長，絕大多數(shù)人――哪怕你仍然年輕――都會遭遇新科技帶來的、超出個人能力所能應對的范圍的困難。

　　在不遠的將來，大概率地會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批量生產、售價不高的機器人，不但在體力上，也在一般智力上，明顯地優(yōu)越于大多數(shù)真人。此時，單靠個人來應對這個挑戰(zhàn)，我覺得一定是應付不過來的。那怎么辦？關鍵是要建設一個理性和文明的社會，靠社會和人類集體的力量，來應對這個挑戰(zhàn)，將挑戰(zhàn)轉化為進步的機遇。

　　這樣的社會有足夠的意愿和能力充分了解新技術影響人類生活的多方面的現(xiàn)實可能與長遠潛力；能將技術與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放在一起綜合考慮――發(fā)展技術以提供便利，只是人類生活的一個方面，它理當服務于人類生活的總體方向；對勢必加速度的技術創(chuàng)新作出合適的區(qū)別對待：引導新技術往造福人類的方向發(fā)展，壓抑新技術的有可能禍害人類的功能的發(fā)展，有必要的話，冰凍那些對人類弊大于利的新技術。

　　建設這樣的社會并不容易，需要很長的時間。在這之前，我們只能以個體的力量來自救，也就是培養(yǎng)自己的“非/反機器化”的能力，降低我們身上的“可取代性”。

　　為了發(fā)展個體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我們可以列出這樣一些個人的能力，努力地鍛煉和發(fā)展這些能力。它們包括：對廣義的“他人”（包括天地山河、草木魚蟲）的興趣（好奇心）和關注力，了解、學習和接納“他人”的能力；發(fā)自“我”的內心（而非依據(jù)流行風氣而形成）的想象力、描述力和實踐能力，由此發(fā)展“我”的獨特性（因為難以量化，所以無法被標準化）；培養(yǎng)歷史感和由此而來的豁達和勇敢；以及做一個優(yōu)秀的人的志向。在這里，“優(yōu)秀”的意思是：對自己和社會都有道德的，而非只是自利的要求。

　　以上這些能力的培養(yǎng)，正是人文教育（即人文性的通識教育，而非學科化的文史哲教育）的基本內容和培養(yǎng)目標。從這個角度看，正是AI技術的突飛猛進，刺激我們重新思考“何為人”“何為人性”這樣的基本問題，引導我們再一次確認，人文教育對于個人和社會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在此意義上說，人文教育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