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交往歷史源遠流長，可追溯至2000年前。尤其是生活在撒馬爾罕地區、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更是中烏商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頻繁的商貿往來帶來文化的交融，文化的交融又進一步帶來了民族的交往。如今，中烏兩國經歷了跨越千年的友誼，早已成為命運與共的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國與中亞合作正處于歷史最高水平。

　　無垠的沙海，長長的駝隊，行囊里或裝滿了來自中亞地區的香料、礦石，或滿載著來自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駝掌揚起的每一粒沙，都是絲路古道的浪漫，也是中國與中亞人民自古以來對于美好生活向往的縮影。

　　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原與中亞、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匯與融合作出了重要貢獻。它地處中亞內陸腹地，優越的地理位置賦予其“中亞心臟”的美稱。

　　尤其是著名的希瓦古城，更是“心臟的心臟”。中亞地區有句諺語，“我愿出一袋黃金，只求看一眼希瓦”，足見其往日的輝煌燦爛。希瓦古城位于烏茲別克斯坦西南的花拉子模州，與撒馬爾罕、布哈拉同為古絲綢之路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歷史名城，199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然而，由于年久失修，希瓦古城部分古建筑不同程度受損。經過中烏雙方的合作修復，希瓦古城煥然一新。如今，城內人流如織，各國游客慕名而來一探這座絲路名城的芳華。當地專家動情地表示，中國不僅修復了文物，更重要的是帶來許多先進的文物修復和文保人員培訓理念，有力促進了烏中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鑒。

　　事實上，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交往歷史源遠流長，甚至可追溯至2000年前。尤其是生活在撒馬爾罕地區、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更是中烏商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粟特為中亞古代民族，原本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主體位于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境內。早年間，粟特人依綠洲組成了眾多大小不一的聚居群落，隋唐歷史上所說的康國、安國、史國都是“粟特國度”。中國史籍經常會以“昭武九姓”代指所有粟特群落，但實際上總數遠不止9個。

　　粟特通商歷史悠久，4世紀初就開始頻繁活躍在絲路貿易中，5世紀至8世紀影響力達到巔峰。

　　發達的商業文化帶來了城市的繁榮，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其中，古撒馬爾罕城在歷史上數次被毀，但憑借絲綢之路又數次重生。其鼎盛時期大約出現在6世紀至7世紀。當時，國際貿易沿著絲綢之路蓬勃發展，撒馬爾罕也成為粟特最強大的公國，很多壁畫都展示了當時的繁榮景象。古撒馬爾罕的消失也與絲綢之路的衰落有關。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歷史博物館在評述16世紀的撒馬爾罕時寫道，隨著海上貿易的興盛、陸上貿易式微，撒馬爾罕迅速失去了國際都市的地位。

　　上千年來，粟特人頻繁往來于中亞與中國之間，并逐步在絲綢之路沿線定居，一度成為中世紀東西方貿易的主導者。

　　經由粟特人之手，中國的絲綢、金銀器和陶瓷等大量傳到中亞以及西方，同時也有不少新奇事物傳入中國，而且類別極其龐雜。其中，植物、香料以及各種珍貴礦石是商人們的最愛，利潤也最高。還有很多今天看起來極其奇葩的商品，也在中原地區掀起了風潮，比如，獅子、豹子、波斯貓、汗血寶馬等動物。獅子從中亞傳入中國后得到了各階層的喜愛，不僅宮廷里出現了“動物園”，還演化出我們今天經常見到的石獅，據說民間藝術“舞獅”的原型也與此有關。粟特人還將駱駝帶入了中原。在陜西唐昭陵陪葬墓地出土的唐三彩胡人騎駝俑就是粟特商人引入駱駝的有力證據。此外，風靡唐朝的葡萄酒及釀造技術，均來源于粟特地區。一種叫作“胡餅”的食物也傳入了中國，這可能是今天“燒餅”的原型。

　　頻繁的商貿往來必然帶來文化的交融。

　　很多史籍和歷史文化作品中都描繪過這樣的場景，身著皮裘的外國客商與一身絲棉的本地客商在坊市里討價還價，酒至酣處，立而起舞，放聲高歌。

　　唐朝《十部樂》中就詳細記載了兩部“胡樂”，分別為《康國樂》及《安國樂》。許多樂器的原型也來自于西域。比如，嗩吶是由粟特人從古波斯帶來的，其名字就是古波斯語Surnā的音譯；琵琶在古波斯被稱為巴爾巴特琴（Barbat），在南北朝時期通過絲綢之路由波斯經新疆傳入中原；箜篌即豎琴，在漢代由波斯傳入中國。

　　來自粟特的舞蹈也一度非常盛行，其中又以胡旋舞最有代表性。此舞需要舞者站在一塊小毯子上，伴隨音樂旋轉蹬踏，故名胡旋。粟特諸城邦也都有進獻胡旋舞女的記錄。白居易《胡旋女》詩云：“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服飾方面，傳統上的中原服飾以寬袍大袖為特征，現代服飾中常見的翻領、對襟、窄袖都是當時胡服的標識。這些元素大約于漢魏時期傳入中原，并迅速普及。《新唐書?車服志》中記載“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效之”，反映出唐朝宮廷和民間已全面接受胡服。

　　在胡風傳入中原的同時，中國造紙術也通過絲綢之路傳至撒馬爾罕，并傳至西方。大約7世紀至8世紀，粟特人掌握了養蠶的技巧，粟特絲織品成為當地出口西歐的主力產品。幾乎同時期，中國工匠及商人們也通過粟特人掌握了加工亞麻和羊毛、制作地毯的技術。

　　可能因為活躍在絲綢之路上，長期直接或間接地服務國際貿易，粟特人普遍有較好的語言天賦，很多人掌握了多門語言。唐朝時期，大唐專門設立了翻譯官，當時被稱為“譯語人”，粟特人是這一職位的主力。

　　文化交融進一步帶來了民族融合。尤其是在以開放著稱的唐代和文明璀璨的兩宋，大量粟特人入華后積極學習中原文化，參與政治社會生活，不少人通過軍功、科舉等途徑成為大唐機構要員，在遙遠的東方實現了建功立業的夢想。

　　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北宋著名書法家、書畫理論家、畫家、鑒定家、收藏家米芾（1051年―1107年）。米姓不是中國原有的姓氏，為粟特人及其后代所專有。

　　唐玄奘有個名叫石盤陀的弟子，也是粟特人，石姓代表他從“石頭城”塔什干來。今天在敦煌的榆林窟、莫高窟還能看到不少描繪唐僧取經的壁畫，有個高鼻深目的胡人“出鏡率”很高，那便是石盤陀。

　　曾在北齊、北周、隋朝三朝為官的外交家虞弘同樣也是粟特人。他出生于中亞城邦國家魚國，13歲就出使波斯、吐谷渾等國。其陵墓為我國第一座經過科學發掘、有準確紀年的墓葬，因陪葬有大量詳細的資料，也被學界評價為“反映中亞古國和東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豐富、最珍貴的墓葬”。

　　從商貿往來到文化交融，再到民族密切交流，中烏兩國的友誼跨越千年，早已成為命運與共的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當前，中國與中亞合作正處于歷史最高水平。

　　中國是中亞五國最大的貿易和投資伙伴，2022年中國與中亞五國貿易額達到70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截至2022年底，中國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存量近150億美元。

　　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中亞國家在能源、基建、農業、水利等領域的合作給各國人民帶來了切實福祉，也為雙方人文交流拓展了新空間。今年2月，烏茲別克斯坦旅游和文化遺產部同陜西旅游集團等探討加強旅游合作，希望借鑒中國經驗促進烏旅游業發展。相信即將在西安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將開啟中國―中亞合作新時代，譜寫中國同中亞國家關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賴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