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的反應-社保的斷繳

當前，年輕人的就業市場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供需失衡挑戰。以近年來高校畢業生與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對比為例，2020年，我國高校畢業生總數達到了874萬，而同期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為1186萬，兩者之間存在312萬的顯著差距。到了2021年，受國內外疫情管控措施的差異影響，外貿行業迎來了爆發式增長，這一積極趨勢在新增就業數據上得到了體現，使得當年畢業生與新增就業崗位之間的差距擴大至360萬。然而，進入2022年，疫情的反復波動對就業市場造成了沖擊，新增就業崗位數量出現下降，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人數卻繼續迅猛增長。這一增一減之下，畢業生與新增就業崗位之間的差距急劇縮小至130萬。到了去年，這一數字更是進一步壓縮至86萬，反映出年輕人就業問題的緊迫性和復雜性。

據預測，2024年高校應屆畢業生的數量將達到1179萬的高峰。與此同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城鎮新增就業目標超過1200萬的宏偉藍圖。即便如此，兩者之間的差額預計也僅有21萬左右，這預示著按照當前趨勢，明年的新增就業崗位可能難以完全滿足應屆畢業生的需求，更遑論那些尚未找到工作的往屆生，以及包括返鄉農民工在內的廣大失業群體。這種勞動力供需之間的失衡已成為一種長期趨勢，它不僅導致就業市場的新陳代謝功能受損，更使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逐漸淪為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宏觀層面的勞動力過剩現象，不僅表現為失業人口數量的增加，更暗示著就業結構的逐漸惡化。這種過剩在年齡和階層上呈現出明顯的分布特征，尤其是年輕人群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隨著可供就業的時間窗口日益縮小，年輕人的就業狀況呈現出邊際劣化的趨勢。在這一背景下，那些缺乏背景和經驗的年輕求職者，面臨著更為艱巨的就業挑戰。勞動力過剩的現象，不僅指向了失業人口的增加，更反映出了就業市場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

首先，我們目睹了外包現象的興起，這不僅替代了傳統

崗位，而且實際上將雇傭關系轉變為了自負盈虧的合作關系。這種轉變在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的案例中尤為明顯。以美團為例，自疫情爆發以來，其外賣騎手的數量每年都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去年，美團的騎手人數已經突破了700萬大關。據最新數據統計，今年全國外賣騎手的總數已超過1000萬。考慮到我國去年就業人口總數為7.4億，外賣騎手的占比已超過1.3%。這一增長主要源于產業工人的轉型，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兩年來，外賣員的學歷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騎手比例急劇上升，這表明不少高學歷人群，包括可能找不到合適工作的應屆畢業生，正在轉向這一行業。

網約車行業的情況也類似。截至2021年底，全國發放的網約車駕駛證數量不足400萬本，而到了2022年底，這一數字已經突破了500萬本。截至今年2月，全國共發放了671.3萬本網約車駕駛證。盡管平臺傾向于將這些工作者視為自負盈虧的獨立承包商，以便于轉嫁成本，但他們的工作實質上仍然是一種雇傭勞動。這種現象的出現，根源于宏觀層面上的勞動力過剩。無論是外賣騎手還是網約車司機，他們的存在都象征著當前低水平就業現象的顯著增加。

勞動力過剩所引發的第二重負面影響是內卷現象的加劇，這直接導致了對勞動者剝削程度的加深。在當前的就業環境中，過度加班和996工作制變得愈發普遍，而大齡勞動者面臨的就業挑戰也日益嚴峻，特別是職場中35歲左右的白領，他們的職業前景尤其不容樂觀。這種壓力不僅對個人職業生涯構成威脅，而且也對整體就業結構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隨著傳統就業機會的縮減，越來越多的人被迫退出穩定的工作崗位，轉而投身于靈活就業的行列。這不僅體現在年輕人群體中，他們可能因缺乏更好的就業選擇而從事低水平的外賣配送或網約車服務工作，而且也體現在那些曾經處于中產階級的個體上，他們可能因為經濟壓力或行業變革而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就業市場獨有的困境。

   這便是現代年輕人放棄繳納社保的社會現實背景。面對就業市場的緊縮，許多年輕人不得不接受不穩定的零工，甚至有些人為了逃避社會的壓力，不得不采取假裝上班的極端方式。對于這些沒有穩定工作單位的年輕人而言，五險一金的社會保障變得高不可攀，放棄或中斷繳納社保成為了他們無奈的選擇。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失業的中年人群中，對他們來說，社保的繳納也構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斷繳社保的現象并非僅由勞動力過剩所引起，實際上，它還折射出地域不平衡的深層次矛盾。不同地區間的社保繳納成本與待遇差異巨大，形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對于外地務工人員而言，他們在大城市的社保參與上遭遇了顯著的身份歧視。進一步深究，這背后還隱藏著階層間不平衡的問題。以江西鷹潭社保中心為例，該中心為慶祝新春而發布的文章本意是為了展示養老金的全面發放，卻不慎暴露了不同階層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的巨大差異，將這一敏感問題推至了公眾視野。當前，年輕人放棄社保繳納的決策，除了受到靈活就業收入下降導致的經濟壓力外，還與他們感受到的階層跌落密切相關。在現收現付的社保體系下，年輕人不禁質疑，他們現在所繳納的社保費用，將來是否真的能為他們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

可以說，當前我們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其根源在于勞動力過剩這一經濟現象，而這一現象本身，不過是經濟生活中更為廣泛的生產過剩問題的一個體現。數十年的經濟發展之后，我們目前遭遇的是一個由資本過剩、產能過剩以及勞動力過剩共同構成的復雜局面。這三大過剩的局面交織在一起，已經引發了一連串連鎖反應：產業利潤的持續下滑與居民收入的減少形成了一個互相加劇的負面循環。

在這一宏觀背景下，社保問題僅是眾多問題中的一環。無論是地域間的不平衡，還是階層間的不平等，它們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的緊張與矛盾。理論上，如果經濟能夠保持穩定增長，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得到緩解。然而，現實情況是，現有的經濟體制存在諸多缺陷，已經難以持續應對挑戰。產業內部的激烈競爭導致了勞動者收入的下降，這既是產業發展邏輯的自然結果，也是國家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不足的體現。有時，一些出發點良好的政策措施，由于種種原因，其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實際上，自新世紀伊始，我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循環的驅動力，其中人口紅利所帶來的成本優勢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這種優勢的利用也催生了一種產業競爭加劇和勞動者剝削程度加深的內卷化循環。在這樣的循環中，產業的發展和利潤率的維持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對勞動者的不斷剝削，這嚴重阻礙了健康經濟內循環的形成。

在與資本的力量博弈時，單個勞動者本就處于不利地位，而在勞動力過剩的大背景下，這種劣勢愈發明顯。即便有官僚機構的介入，這一局面也難以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因此，要想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大環境中提升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打破“利潤下滑-工資下降-消費減少-利潤下滑”的惡性循環，關鍵在于改善勞動者在博弈中的不利地位。顯然，這一目標的實現不能僅僅依賴于一些孤立和片面的政策措施。

年輕人放棄繳納社保，僅是經濟問題日益顯現的一個側面。這一現象反映出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矛盾。如果我們不能有效解決這些根本性的矛盾，那么新的問題和挑戰將會不斷涌現。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緩解勞資之間的矛盾，并切實提升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如果我們繼續依賴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不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改革，那么那些在高速增長時期被暫時掩蓋的矛盾，很可能會逐漸浮出水面，逐一爆發。因此，打破傳統的路徑依賴，尋找新的發展模式，對于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長期穩定至關重要。

作者：張佳豪